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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文件里重“五育”，执行中重分数；口头上强调素质教育，行动上以成绩论成败……当前，一些中小学校存在功利化育人倾向，制约创新型人才培养，损害教育生态。

　　政策落地为何产生“温差”？受访人士反映，全面发展的教育评价机制尚未完全确立，一些地方仍将分数视为见效快、可排名的“绩效标准”，从而形成了从地方主管部门、基层学校到一线教师层层传导的压力链条。

　　全面发展成了全面加码？

　　近年来，****印发系列文件，构建制度框架，推动中小学校落实素质教育、强化“五育”并举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。但半月谈记者走访发现，一些地方政策落实走形变样，仍然存在教育功利化倾向。

　　有的学校表面开足开齐各门课程，暗地仍在违规挤占音体美劳等科目课时。东南沿海城市某区属小学一位三年级语文老师说，学校主张成绩优先，在原有课时不够用时，主科就得占用一些体育、音乐、劳动等课程的课时。

　　不少受访教师对此颇感无奈。“原则上小学不允许排名，可一到统考，教育部门就会召集校长开内部会议，通报平均分及优秀率排名，再由校长回校传达，将压力层层传导至教师。”一名东部地区的小学教师说，班级成绩和班主任绩效奖金甚至职称评定直接挂钩，大家只能拼命“卷”成绩。

　　有的地方要求学生“既要高分，又要全面”，结果演变成孩子样样都得学、样样都留痕、样样都展示。“此前学校开发了一款小程序，要求家长进行‘每日学生劳动打卡’，孩子扔垃圾、叠衣服都要拍。”西部一名小学生家长说，小程序上的打卡数据是学校班级间比拼的重要依据，虽然觉得过于形式化，但也只能照做。

　　在南方某地的一个初中生家长群里，常有人分享购买志愿服务时长的渠道，声称可“用于孩子的综合素质评价”。不少市场化机构的社会实践、研学证书，也是“只要花钱就能买”。

　　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陈晓菲认为，素质教育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但在现实中，社会的专注点却是孩子“钢琴过了几级”“奥数获了什么奖”“竞赛是否有证书”等。高强度的投入并未转化为与之相称的育人成效和创新人才培养效能，反而造成了学生身心健康受损、家庭资源耗竭，陷入“卷向何方”的迷茫。

　　为何“人人抓分数”？

　　受访人士表示，功利化教育是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结构性问题，既折射出经济社会转型期家长的群体性焦虑，更是一些干部看待“显绩”与“潜绩”仍存偏差的体现。

　　曾从教多年的东部一地市教育局负责人向半月谈记者坦言，“五育并举”虽是教育界一致认可的理念，但难以落地。“管学校的是地方****和教育行政部门，评判学校的标准以考上清北的人数、本科率或升学率为主，学校在其他方面投入再多，也不一定被认可。”

　　近年来，教育部多次发文，严禁以任何形式公布、宣传、炒作“高分状元”“高考升学率”等，但此类数据依然是社会关注的焦点。

　　“虽然不写进文件，也不对外公布，但不同地方的主管部门私底下会有比较。它不是一个正式的政绩，却是一个重要的比较指标，而且是社会认可度较高的指标。”一名西部县中副校长说。

　　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吴宏超等表示，在现行教育评价体系下，分数仍是“可见性”和“辨识性”最高的指标，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只看重教育的短期、显性效应，导致形成自上而下“人人抓分数”的体制惯性。

　　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，随着学段增高、升学压力加大，一些家长的焦虑情绪加深，加之学校存在功利化育人倾向，导致“重智轻体”等“五育”失衡情况更加严重。

　　“在家长要求和学校默许下，有的学生不上学校组织的晚自习，而是到校外违规补课。”西部地区一所中学教师说，由于升学通道竞争激烈，不少家长怕孩子掉队，而学校也怕学生成绩下滑，双方往往会在关键节点达成“分数优先”的共识。

　　“我以前一直不‘卷’，但现在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。”一名受访“90后”家长说，有时候孩子考差了，老师会截图发微信，暗示孩子拖累了班级的平均分，“我也担心孩子成绩差，会遭遇各种异样的眼光，甚至一直落后于人，一辈子‘都坐在糟糕的小板凳’上”。

　　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等专家表示，有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评价学校“只做加法、不做减法”，在督导检查时又倾向于“摆排场”，不仅给基层迎检增负，衍生出摆拍留痕等形式主义乱象，也未发挥出监督问责的实际效用，容易导致政策落实“一阵风”“一头热”。

　　摒弃功利化教育评价导向

　　2020年，********、******印发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，明确提出教育评价改革的总体要求是改进结果评价，强化过程评价，探索增值评价，健全综合评价。近年来教育部相继印发各学段办学质量评价指南，着力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。受访专家表示，要继续紧紧抓住评价这个“牛鼻子”，让教育真正回归育人初心，回归“人”的成长。

　　一方面，科学调整评价“指挥棒”。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张荣伟等专家建议，切断升学率与干部升迁的过度绑定，把“五育”落实情况、违规招生治理成效等纳入更高权重的硬性考核，并与学校评优、校长评价、教育督导等直接挂钩。

　　此外，对音体美劳等课程的开设情况进行监督管理，持续推进刚性课表管理、随机抽查、家长举报、督导通报等“组合拳”，严防“阴阳课表”卷土重来。“对美育和劳动教育，不能只看有没有活动，而要看是否有稳定课程、专业教师、过程评价和真实成果。”陈晓菲说，只有从“有没有”转到“实不实”，全面发展才不会停留在纸面上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树立正确人才观，营造有利于分类发展的教育生态。受访人士建议，扩大强基计划、分类考试覆盖面，让综合素质评价成为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，减少“分分计较”的内卷。同时，引导社会形成正确的家庭观念，要让家长意识到，身心健康、有责任感的孩子比只会考试的孩子有更大的竞争力。

　　“纠正家长和社会对‘分数至上’的认知误区，要为人才构建多元出口。”樊秀娣建议，教育主管部门应进一步推动高校分类评价，对研究型、应用型和教学型高校进行分类指导，强调纵向发展与特色办学，为不同兴趣和特长的学生成才提供助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