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典重庆

九月十三日，沙坪坝区青木关镇文化服务中心，滴翠文学社社员们正在交流学习。首席记者 龙帆 见习记者 李雨恒 摄\视觉重庆

　　一晃37载，一张1986年诞生于沙坪坝区青木关镇的《滴翠报》，即将迎来它的第300期。

　　“这么些年不容易，但我们还是要坚持把这张报纸办下去，办得更好。”“还要多招收一些社员进来，补充点‘新鲜血液’。”“我们今后还要多组织采风活动，一方面多贴近乡村，另一方面大家也可以多交流交流。”10月13日，在青木关镇文化服务中心，几名滴翠文学社的成员又聚在一起，激情饱满地讨论着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，畅想起文学社的未来。

　　几十年过去了，这些社员都不再年轻，但说起文学创作，已生华发的他们热情不减当年。

　　一群得了“文化病”的人

　　说起这个文学社的建立，首任社长罗成友频频提到一个关键词——“文化病”。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，改革开放的热潮从乡村掀起。解放的生产力，让农村发展日新月异，农民精神生活得到提升，一股“文学热”随之在农村地区掀起，一个个乡镇文学社相继涌现。

　　这股热潮同样刮到了青木关。罗成友就是这股“文学热”中的一员。当时，他是青木关镇文化站站长，工作之余爱搞点文学创作，且涉猎广泛，散文、短篇小说等体裁兼而有之。

　　一开始，他的作品长期被报刊退稿，但他仍坚持写作，“那时候热衷写作的人都戏谑地称自己有‘文化病’，我就是得了‘文化病’。”罗成友笑着说。

　　在青木关，罗成友的“病友”还不少。

　　1986年1月18日，罗成友仍记得那一天。寒冬腊月里，听说镇上要成立文学社，42名村民一下涌进他的办公室，有些人甚至刚从田里出来，腿上还沾着泥巴。

　　在当时，从事文学、群众文化工作是极其艰苦的：全靠业余创作，且没有报酬，甚至还要自己贴钱。

　　没有经费，没有刊登作品的阵地，没有专职工作人员，文学社怎么搞？大家商定，每人每年交2元钱用于买办刊物的纸张，自己编稿、刻蜡纸、油印、装订。靠着一块刻蜡纸的钢板，一部文化站的油印机，文学社开张了，办起了每月出一期的《滴翠报》和每季度一期的《滴翠》文学杂志。

　　滴翠文学社的成立，把青木关的文学爱好者集聚到了一起。社员们一有空，就爱到文化站的办公室，相互交流作品和创作心得。甚至，由于长期人员聚集，还闹出过被举报疑似聚众****的小插曲。

　　就在这样艰苦的创作环境下，文学社很快推出了一系列反映改革开放的鲜活作品。“其中有一篇《抓团鱼的小伙子》，讲述了青木关一个年轻农民在改革开放前后抓团鱼卖的故事，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发展，通过文学社的推荐，在重庆日报副刊投稿刊发后，在当地引起了很好的反响。”罗成友回忆。

　　如今，滴翠文学社的办公地点已经搬进了新装修的青木关镇文化服务中心。在中心的展柜里，仍摆放着开办《滴翠报》时使用的油印、装订等老物件以及部分作品手稿。

　　一个温暖的大家庭

　　“滴翠文学社一路走来不容易，特别是有几年，经费紧张，文学社差点就散了。”滴翠文学社现任社长李承萍说。

　　其实，作为一份镇街报纸，《滴翠报》的忠实读者不少，也是当地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正是考虑到这份报纸对当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，后来，沙坪坝区和青木关镇加大了对文学社的资金支持，解除了文学社的存续危机，这也让社员们更加珍惜这个平台。

　　虽然现在社员们都散在各地，难有常常见面交流的机会，但在文学社组建的微信群里，大家依然十分活跃，不时分享一些优秀的作品。有哪位社员的作品发表了、获奖了，群里也是道贺声一片。

　　“大家也不是只说好听话，有时候也会有争论。我觉得特别好，说明你分享的作品，人家都认真看了，也有思考。这样更有利于大家进步。”社员徐光惠说，自己加了不少作家的群，但很少有像滴翠这样氛围浓厚的平台，给人一种“大家庭”的感觉。

　　正因为如此，滴翠文学社每年仍有新的社员加入。正在读高三的陈凤娟就是今年3月刚被吸纳进文学社的成员。

　　陈凤娟一直热爱文学创作，今年，经初中校长的引荐，她加入了滴翠文学社，并由副社长秦开勇负责对她进行指导。

　　“其实，我也算刚正式踏上文学创作的路，有段时间挺迷茫的，也不知道自己写的东西到底怎么样。”陈凤娟说，加入文学社后，她把自己的作品发到微信群里，大家都会热心地指导并鼓励她，老师秦开勇也帮她推荐更多投稿渠道，随着部分作品在《滴翠报》甚至区级报刊上刊发，她感受到了莫大的鼓励，“今后，我一定会继续写下去。”

　　截至目前，滴翠文学社已吸纳社员300余名，共刊发作品7000余篇，出版《陪都求学记》《山乡寒梅报春来》等长篇小说20部，作品曾登上《人民日报》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等刊物，社员张儒学的散文集《照亮我人生的那盏灯》还入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参评。滴翠文学社也先后被授予沙坪坝区“农民文学之乡”和重庆市“农民文学创作基地”称号。

　　一股乡村振兴的力量

　　37年一路走来，滴翠文学社的社员一直关注乡村、记录乡村。尤其是进入新时代，山乡发生的巨变更是给了他们更多创作的激情和动力。

　　就在最近，社员张儒学关注农村留守妇女的长篇小说《暖阳》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，即将上市发行。

　　20多年前，张儒学在青木关打工时加入了滴翠文学社，在这个平台上，他的才华得到充分展现，成功进入市作协，后来又被老家大足作为人才引进，并给他设立了一间“张儒学文学创作室”。多年来，他一直关注大足农村的变化。

　　“以前写乡村，很多都是一些艰苦、贫困的往事和愚昧的人物。现在，农村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的写作内容也随之变化。”张儒学说。

　　以张儒学2019年出版的《偏西的太阳》为例，写作时还没有提出乡村振兴，他笔下的主人公身上仍存在外出打工返乡后的迷茫，不知如何融入乡村。但在去年出版的《爱情总是对的》里面，主人公王大虎的经历已截然不同，在这本书里，王大虎返乡后发展鱼塘，得到了****的政策、技术支持，享受到了无息贷款，产业发展得有声有色，还成为当地的致富带头人。

　　“这本书就是以我老家三驱镇板桥村的新农村建设为背景，将农村真实发生的故事集中在王大虎身上展现。可以说，我写的王大虎的故事，就是现在千千万万农民身上真切发生的故事，就是乡村振兴的生动体现。”张儒学说。

　　在青木关，当地社员则关注起了本土汽摩配套产业科技转型的话题。李承萍说，青木关现有汽摩相关企业四五百家，科技型企业仅30余家，科技创新氛围不够浓厚。

　　今年以来，社员们通过走访部分科技型企业，在《滴翠报》上刊发企业转型故事，为全镇汽摩企业的转型升级营造氛围。“可喜的是已经初步见到成效，就在不久前区工商联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座谈会，提到科技创新问题，会上部分企业已表态准备着手开干。我们的创作是有价值的！”李承萍说。

　　访谈>>>

　　“那是作家梦开始的地方”

　　——对话滴翠文学社社员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盛行的乡村文学社，至今已寥寥无几。但青木关的滴翠文学社历久弥新，不断有新人加入，不断有作品产出，成为沙坪坝区的一张文化名片。

　　对社员来讲，滴翠文学社究竟意味着什么？目前发展情况如何？未来有何打算？近日，在青木关镇文化服务中心，重庆日报记者与李承萍、秦开勇、张儒学等几名社员进行了交流。

　　重庆日报：在提到滴翠文学社时，你们好多人都提到“氛围好”3个字。对你们来说，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？

　　张儒学：滴翠文学社对我来说，是梦开始的地方。我是有作家梦的，但此前因为身体原因我几乎已经放弃写作了，是《滴翠报》重新唤起了我写作的冲动，当时的社长得知我的事情，经常上门来劝我、鼓励我、关心我，得知我窘迫，还让我免费在文学社打印文章，这才让我又重新拿起了笔。

　　李承萍：我以前是在青木关开办企业的，平时喜欢写点东西，但从没想过成为一名作者公开发表文章。当张儒学“打工作家”的名号传出来后，我受到了鼓舞，59岁才开始提笔创作，是这个平台给了我勇气。

　　重庆日报：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文学社现在发展情况如何？

　　秦开勇：现在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，年轻的社员很少，目前社员活跃的有100名左右，其中1980年以后的作家占比也就10%左右，有点青黄不接。

　　张儒学：是的。现在大家对农村的关注也没有以前多了，这对整体创作氛围有一定影响，活跃的社员也慢慢减少。

　　重庆日报：那文学社未来有什么打算？

　　李承萍：还是要多招些学员，尤其是着重在乡镇上挖掘一些好苗子。他们在农村生活、工作，对乡村发展变化有感悟，有助于文学创作。

　　秦开勇：我们还要多举办采风活动，甚至考虑与其他一些文学组织联合搞活动，多给社员一些外出看看、交流的机会，提高大家创作的积极性。（记者 栗园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