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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引领内陆开放的开拓者--重庆模式
    【来源】:经典重庆 【时间】:2007-12-24 11:14:02 【阅读】3616
    10月13日,商务部与重庆市签署了《共同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合作备忘录》,在部市共建的背景下,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,成为重庆发展中的一个新课题。

      12月12日,重庆冬季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。这一天,台湾茂德来了。

      下午2点零8分,世界最大货机———波音747—400,载着台湾茂德从新竹拆卸下来的IC生产设备,降落在江北国际机场。这是台湾航空公司首次直航重庆,也是台湾茂德真正意义上落户重庆。这一天,重庆市市委.CW、常务副SZ黄奇帆,台湾茂德董事长陈民良亲赴机场接机。

      两岸货运包机直航飞抵,让重庆很兴奋。此前17个月,即2006年7月20日,台积电(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)的设备,同样搭载波音747—400货机,在上海浦东机场降落,这些设备被运往台积电在松江区的工厂。

      同为全球知名芯片商,一年前的台积电选择了长三角龙头上海,一年后台湾茂德选择了西部惟一直辖市重庆,其中深意耐人寻味。

      重庆靠什么吸引“茂德们”

      茂德选择重庆绝非偶然,也绝非个体的偶然事件。

      茂德有意到大陆投资,早就不是秘密。2002年,台积电宣布在上海松江区落脚后,茂德开始寻找转移之地。近年来,大陆IT产业发展迅猛,尤其是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崛起的经历和占据的成本、市场优势,让台湾芯片商纷纷感受到产业转移的迫切性。

      茂德用了较长时间,走访了宁波、苏州、无锡及上海青浦区附近的工业园区。出人意料的是,茂德最后“落子”在微电子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重庆。

      茂德董事长陈民良认为布局重庆理由有三:重庆的战略地位,重庆市对产业发展的有效支持,重庆人力资源的稳定。

      还有两个因素陈民良未公开提及:一是成本因素;二是茂德与大陆规模最大IT公司普天合资的普天茂德,在重庆生产记忆卡等产品,而后者是关键之一。

      “我们来重庆投资,绝不是仅仅建立一个制造工厂。”今年4月,在重庆电脑节的一个IT发展高层论坛上,陈民良的话,透露出重庆对投资者的巨大吸引力,“重庆信息产业发展的思路和整体规划,与台湾茂德的企业发展十分吻合。”

      茂德信任的重庆背景是,重庆正在面向系统级芯片开发,致力于打造设计、制造、封装、测试的集成电路产业链。而作为西部门户,重庆对周边地区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,这将放大产业链的市场影响。

      看到这一点的不仅仅是茂德。

      包括HP、IBM、Intel、ORACLE、霍尼韦尔、NTT Data在内的国际知名IT企业,此前纷纷与重庆签订合作协议;北大方正FPC项目、国虹手机项目、矽谷首创数码产品项目等一大批重大项目也落户重庆。新一轮电子信息产业梯次转移,让一个新兴的信息产业集群在重庆崛起。12月15日,市委.CW、常务副SZ黄奇帆谈到重庆电子信息产业时宣称,“重庆已成为内陆最重要的集成电路和软件生产基地。”

      重庆传递出强烈的开放信号,深深触动了跨国公司的中枢神经。10月13日,商务部与重庆市签署《共同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合作备忘录》(以下简称《备忘录》),部市共同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创举,举世瞩目。

      “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,是重庆经济发展的龙头。”12月11日,商务部综合司综合处处长刘力博士来渝,在名为《国际产业转移与重庆外向型经济发展》的报告中,明确提出了对于未来重庆经济发展的建议。

      开放,是重庆发展的必然之路,但是开放之路,却并不平坦。

      困扰产业转移的几大因素

      全球产业转移的机会一直摆在那里,关键是重庆是否已经做好准备。

      重庆致力于构建内陆最开放城市之际,全球产业转移的浪潮已经袭来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,重庆应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路径。

     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,国际上先后经历了两轮产业转移:一是80年代末以加工贸易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产业转移;二是90年代中期以来,世界制造业开始由发达国家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,目前已进入重化工业转移阶段。

      在两轮产业转移中,中国是最大赢家。

      东部沿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优势,占得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先机,从而不断创造经济奇迹。如以上海为龙头、由浙江和江苏的15个城市构成的长三角经济圈,在承接产业转移中,以占全国1%的土地和5.9%的人口,创造出占全国15—20%的经济总量。

      其间,地处内陆的重庆,却显得落后一步。

      直辖10年,尽管重庆对外出口和进口的国家已扩展到187个,可是10年间仅实际利用外资59.1亿美元,这尚不及上海去年一年实际利用外资的数量——— 68.5亿美元。重庆经济开放程度甚至赶不上成都,以引进的世界500强企业为例,截至今年6月,共有72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重庆,而同期成都的数据是120家。

      制约重庆进一步开放,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因素,由来已久,并使重庆经济显示出强烈的内陆经济色彩。

      “不靠海、不靠边,在经济发展中主要依靠自身要素内循环,以及与周边省份要素的交流,即对内开放。”重庆市外经贸委主任李建春认为,这样的内陆特色,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。

      早在2002年,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廖元和就撰写《全球化下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变与创新》一文,并提出,“目前,西部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障碍是资本短缺。”这是靠中西部地区要素交流难以解决的。而国际资本市场上,有非常充裕的资本。从国内看,中国的银行“存贷差”也已超过11万亿元,居民储蓄率很高。重庆依然靠要素内循环及与周边省份交流,无异于“守着金山讨饭吃”。

      李建春在机遇和希望之间,清晰地感受到压力。

      “坦率地说,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,西部在基础设施、物流成本、供应商竞争力等方面仍有不少差距,西部的优势在于———巨大的市场、丰富的资源、廉价的劳动力成本,以及原有工业基础。”

      “偏高的物流成本,是重庆承接产业转移的软肋。”现实是,重庆地处西部内陆,到沿海不管是走水路还是铁路,都有一定运距,运距就会产生成本,而偏低的物流水平又增加了成本。

      一个例证,有关部门统计,以上海口岸为目的地,重庆每标准集装箱的水运成本为3700元,公路运输成本是11240元,铁路为5622元,分别比武汉高23%、105%和55%,这是投资者不能不考虑的。

      产业配套能力不强、高端人才缺乏,也限制了重庆承接国际、国内产业转移的能力。

      现实和对比当中,紧迫感油然而生。怎么办?

      用好对外开放这台发动机

      重庆经济不仅靠机遇与规划,更需要寻求发展动力。而开放是一种环境,也是一种动力。

      抓住机遇!这就是全球产业转移呈加速之势带给西部地区的巨大机遇。

     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断言:“在未来10—15年内,发达国家的金属工业、化工工业、机器设备制造业,甚至汽车和飞机制造业等都会大幅度削减国内生产份额,并把这些削减下来的生产能力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。”据其测算,未来25年,中国平均每年可能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。

      还有一个机遇。近年来,随着东部沿海的土地、劳动力、能源等成本快速上涨,部分传统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趋势加快。

      在机遇面前,加大对内、对外开放,主动承接国际、国内产业转移,不仅能缓解重庆建设资金压力,还可以助推重庆新型工业化进程,并有效缓解就业压力。

      这方面,重庆尝过甜头。靠承接产业转移,促成了格力空调重庆生产基地等制造业项目的实施,带动了重庆装备制造业发展。而山东如意、浙江奥康、雅戈尔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落户重庆,吸纳了大量劳动力。

      “机会一直摆在那里。”李建春说,重庆绝对有能力从中得到自己的那一份,“但前提是要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准备。”

     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“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,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”、“深化沿海开放,加快内陆开放,提升沿边开放”。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将成为新时期又好又快发展的更加重要的“发动机”。

      开放,成为必然选择。不过,身处内陆地区的重庆,要想用好开放这台“发动机”却非易事。

      中国加入WTO后的5年保护及过渡期已过,中国要对外资实行“国民待遇”,东部地区上世纪80年代获得的优惠政策逐步消失,中国由政策性引导的对外开放向与国际制度接轨的对外开放转变。同时,近年来,中国出口的外部经贸环境也日益严峻,粗放的开放模式遭遇挑战。单纯追求出口贸易量和对外引资数的开放行为,引发一系列的技术性壁垒和贸易摩擦。

      “重庆对外开放,打造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,绝不能复制东部沿海模式。”李建春说。

      那么,什么才是重庆的开放模式?

      “重庆模式”引领内陆开放

      “大进大出、两头在外”的开放模式不适合重庆,必须依据内陆实际,探索一条“内外联动、互利共赢、安全高效”的开放型经济道路。10月13日,商务部与重庆市签署的《备忘录》,被外界解读为“使重庆成为内陆首个部市共建开放型经济‘试验田’”。解读这份文件,可以找到重庆开放模式的影子。

      《备忘录》将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描述为———

      “从内陆实际出发,吸引和聚集国内外生产要素,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,培育先进生产力和体制机制,带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。统筹出口和进口,在继续发展出口的同时,更加注重进口外部先进技术、资金、管理和智力;统筹出口和内销,在大力发展内需型经济的基础上,积极发展优势产品和服务出口;统筹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,在充分利用国外资源的同时,更加重视利用沿海地区的资金、技术和人才。”

      这显然是一种与以往沿海开放不同的模式,李建春解释说:“我们是在从两个层面着手,发展内陆地区的开放型经济。一是,利用重庆的现实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,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,以对外经贸的增长拉动经济发展;二是,结合西部省份的基础和条件,有选择地在一些重点高新技术领域、服务贸易领域构建新的竞争优势。”

      刘力认为,重庆可以借承接产业转移,培育一种“外部输入式发展模型”,即通过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,培育先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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