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典重庆

    大米一天两价

    建立国营公司保供应

    1949年11月30日凌晨，蒋介石从林园官邸乘车往白市驿机场逃往成都。当日下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所部第11、12、47军的五个营进入重庆市区，重庆解放。虽然翻身当了主人，但米、面、布等生活必需品却仍不能保证。

    “解放前，重庆没有国营公司，解放后，像米、面、油这些物资还是掌握在私人手中，当时这些物资又非常紧缺，握有物资的‘老板’们就漫天要价，上午2500元/斤（当时货币，下同），下午可能就涨到3000元/斤，虽然是大城市但不一定能买到米。”作为重庆商贸发展的见证人，已经82岁的张昌礼仍然记忆犹新。“我正好大学毕业，卖米就成了我的第一份工作。”

    然而，张昌礼的第一份工作也来得非常不易。“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解决市场混乱，物价飞涨，我们主要解决两件大事。首先就是要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商业体制，其次就是旧商业的改造。”曾任市二商业局局长的朋吉德回忆，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，1950年2月，在如今的棉花街附近，重庆市国营零售公司成立了。

    “那时候我在零售公司的陕西路商店卖米，我们卖的米是国家调拨的，所以价格相对便宜，1000元/斤。”虽然价格便宜，但由于购买人实在太多，张昌礼在卖米之前都要问一句，“你家几口人，这样我们才能按人数估算。”按计划供应、按计划销售，新的社会主义商业体制——计划经济的雏形就这样建立了。

    而对旧商业的改造，则不得不提及现如今的重百。1950年5月1日，在宝元通百货公司重庆分支机构基础上，成立了西南区百货公司门市部，标志着重百大楼建店。至此，重百不仅成为我市第一家国营百货商店，宝元通也因此成为我国第一家由私营转向国营的民族资本商业企业，我市商贸领域的破旧之路由此开篇。

    直到1957年，重庆私营商店改造基本完成。“成立了92家大的国营公司，8000多人并入国营企业；合作商店达到134个，1.7万多人获得了职位。但还是保留了部分个体经营。”朋吉德认为，正是通过统购统销、加工订货等措施，把80%以上的商品掌握在国营公司，以进行有计划的调节，安定人心、稳定社会。

    三八红旗手

    进京见到毛****

    在体制建设完成后的第二年——1958年，重庆商贸史上书下了浓重的一笔。

    这一年全国大办工业。“当时潮流是男工女商，重百于是抽调男职工支援工业生产，全店女子化。”于是，西南区百货公司更名为“重庆三八百货商店”。由于男职工的抽调，“三八商店”人员不足，丁竹英便从针织批发部抽调过来。

    对于那段岁月，丁竹英虽然记忆犹新，但不太愿意向别人提及，只是不住的说，我只是干了自己该干的事。

    而曾在二商业局纪检部门工作过的谢会吉，却对丁竹英赞不绝口。“那时候我们都才20多岁，她肯干得很。”在谢会吉的记忆里，虽然那时候物资紧张，但“三八商店”的营业员从来没有给她脸色看，反而一到“三八商店”，营业员们都笑脸相迎，有时候还要倒上茶水，而不管你买不买东西，都热情的打招呼。

    “有时候去买东西，当时没有货，丁竹英都会把我们需要的商品记下来，并抄好我们的地址，等到货的时候，她总是抽休息时间把货送到我们手上。”像这样的待遇，不仅谢会吉享受到了，当时话剧团的陈新（音）也享受到了。

    提及送货的事，丁竹英也只是笑笑，“市中区好多地方我都熟悉得很。”老人质朴的语言透露出了工作的艰辛。

    当然，“三八商店”员工的辛勤付出，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。丁竹英就是代表之一，她不仅被评为了全国三八红旗手，还被多次评为全国劳模。

    而让丁竹英最高兴的是，她参加“全国先进工作者、生产者劳模大会”时，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，并见到了毛****。虽然没有和毛****说上话，但丁竹英在领奖时，脚一直在抖。

    除了见到毛****，丁竹英说，虽然工作辛苦，但当她穿着工作服坐公交车时，市民主动让座，“再辛苦都值得”。

    筹集物资

    小姑娘一年200天奔波在外

    虽然“三八商店”全国闻名，在1958年的群英会上，该店被评为“全国十大商店”。但朋吉德说，这仍然不是重庆商贸发展史上最辉煌的岁月。“那时候连最基本的供应都成问题。那时候修房子脚手架都是用楠竹搭建，但重庆楠竹太少，只得到湖南运，但根本不能随便运，每根竹子的分配都要经过批准。”

    “文化大革命时，粮食最少的时候只有10多天的库存。”朋吉德称，正是由于物资紧张，那时的重庆也发生过“海盗”事件，“当时有一艘运了2300多头猪的船在望江厂附近的河段被劫持了。”以至于以后，运送物资的车辆大多由军车运、护送。

    为了改变这一局面，重庆商贸必须改变。朋吉德记得那是1978年11月，经市委批准，一商业局颁布了《关于在重庆百货商店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意见》，此时岗位责任制就提上了重百的议事日程。

    改革开放第一年，重百又被四川省列为17家改革试点企业，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、财务、人事方面的自主权。也是这一年，钟世荣第一次拿到7.9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奖金。

    虽然7.9元钱对现在的我们来说，可能也就一碗牛肉面，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，这不仅是一笔巨资，更有划时代的意义。“工资只有38块，每5年才加一次，而奖金一词根本没有听说过。”已经从重百江北商场经理退休下来的钟世荣，回忆起第一次领到的7.9元，嗓音突然提高了。

    “那时候虽然规定有营业时间，但大家为了多创销售收入，卖针织的还兼职卖起了面包。早上7点，我们就拿起面包在重百门口卖。下午下了班，还要在门口摆摊卖围巾、手套这些东西。”然而，东西虽然好卖，但要进货却并非想象中容易。

    转眼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二十出头的钟世荣当上了组长，这时她要开始到外地拿货。“当时市场已经逐步放开，我们可以走出去拿货，但物资紧缺，很多东西没有。比如说毛毯都是紧缺物资。”

    回忆起当初跑货源的岁月，钟世荣眼圈有些红了。“那时我们一年至少有200天在外。一次，我和同事去牡丹江拿毛毯，毛毯厂的厂长是东北人，喜欢喝酒，一天要喝三四顿。”为和厂长套近乎，原本滴酒不沾的钟世荣，不得不端起酒杯往嘴里倒，“喝了两三天，厂长看到两个女娃娃很耿直，就批了一千条毛毯。”而按当时的规则，组长顶多拿到一百条，要拿到一千条毛毯，非得经理级别人物出马才行。“那时，看到厂长批的条子，我和同事高兴得抱头大哭。”

　　改制上市

    重庆有了第一个上市商业公司

    虽然岗位责任制、工资与绩效挂钩从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重庆商贸的发展，但真正促使重庆商贸更上一层楼的则是企业改制上市。

    那是1992年，经批准，重百实行了股份制改造，向社会募集资金。1993年，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，重百的管理体制正式从传统转向现代。“当时我们基本是全员持股，少则一千多股，多则上万股。”现任重百百货经营分公司经理段平称。股份制的施行，让每个职工都明白，自己实实在在成了企业出资人，利益与企业发展休戚相关。　

    1996年7月2日，已完成公司体制改革的重百在上海成功上市，成为重庆市唯一商业上市公司。 这一天，重百员工手中的股票从1.5元/股涨到了9块多。重百的这次成功改制抢在了国内同行的第一步，此后，很多在当时没有实行公司体制改革的国有商业企业相继消失，因为公司管理结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环境，或被重组、或破产。

    而此时，重庆商贸流通业正悄然迎来了发展的又一个春天。新世纪百货、太平洋百货、家乐福一系列商场、超市的开业，极大的促进了重庆商贸的发展。

    在这些巨头抢滩重庆前，重百似乎已嗅到了“****味”，提前布局抢点。

    1994年12月18日，重百首家子公司在重百北碚商场成功开业，连锁发展第一步迈出。段平回忆，之所以选择北碚，是因为事先进行了调研，“当时北碚有好几个仪表厂，效益都不错，再加上几所大学，北碚人均消费水平比较高。另一个重要原因，还未通高速的北碚，市民当时进城购物，单面一趟至少得1个半小时。”

    开业当天，营业面积仅2000平方米的重百北碚店，营业额近80万元。“记得当时北碚商场开业，我让老伴去重百买件新衣准备过年穿，老伴那欢喜劲，足足在重百逛了6个小时。”在天府煤矿上班的徐师傅回忆。北碚商场成功开业，江北、九龙坡、南坪分店相继开办。1998年12月18日，重百沙坪商场成功开业，标志着重百在主城五大商贸中心区完成网点布局。就这样，重百奠定了主城五大商圈的基础。

    从公私合营到计划经济时代，到改制上市，从7000平方米、年营业额2亿元，到去年销售额实现73.8亿元，从一个店到现在的120多家店——重百，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重庆商业风云变幻的兴衰沉浮。记者 罗薛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