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典重庆

　　川剧“江姐”剧照。舞台上“江姐”身后的背景墙上出现“狱中八条”。（本报资料图片） 通讯员 王茂松 摄

　　党员在烈士墓前重温入党誓词。（本报资料图片）通讯员 赵杰昌 摄

　　这是一份诞生在黑牢里的报告，是烈士们“最后的嘱托”。字里行间，充满了痛切、悲愤、反省、忧虑、期望，唯独没有颓伤和灰心。

　　这是在解放前夕，牺牲在渣滓洞、白公馆的革命先烈们，通过脱险同志向党组织递交的《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》第七部分《狱中意见》，也就是如今我们熟知的“狱中八条”。

　　这些被******总****称为“血的教训”的“狱中八条”是如何诞生的？它的内容讲了些什么？革命先烈们为什么在最后关头要留下这八条？我们应当从中吸取哪些“血的教训”？在全党开展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的时候，重庆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。

　　6月17日，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、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周勇教授向重庆日报记者道出了“狱中八条”背后的故事——

　　1948年3月初，国民党在重庆的最高长官，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大发脾气，一个电话把负责西南特务组织的徐远举喊去臭骂了一顿，令他务必迅速破案！

　　原来，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封“亲启”信，里面竟然是一份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《挺进报》和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。

　　1948年4月初，特务以破坏《挺进报》为突破口，抓捕了135人，其中县以上干部40人，****重庆地下组织几乎全被破坏，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地下党组织。

　　在这个过程中，由于被叛徒出卖，******员罗广斌被捕。他就是《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》）的作者。

　　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，罗广斌完成《报告》，交给重庆市委

　　罗广斌先被关进渣滓洞监狱楼上7室，这里有一位囚犯叫张国维，直接领导过罗广斌的工作。因为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高级将领，张国维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，为此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，征求意见，总结经验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。

　　1949年2月，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。他与同室难友刘国鋕（他的入党介绍人，曾任沙磁区学运特支****）、王朴（曾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）、陈然（曾任《挺进报》特支****）等，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，对重庆党组织遭受的重大破坏痛心疾首，对失败的教训深刻反省，对新中国深情寄望。

　　1949年11月27日，当渣滓洞大屠杀的火焰还在燃烧之际，罗广斌带领尚未被杀的10多位难友，趁敌人疏于看守之机，冒死突围，冲出白公馆，蛰伏乡间，三天之后迎来重庆解放。

　　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，12月1日党组织成立了“脱险同志联络处”，接待从各个监狱脱险和其他遭受迫害的同志。罗广斌在联络处登记后，立即参加了杨虎城将军和“11·27”殉难烈士追悼会的筹备工作。为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，他每天夜晚奋笔疾书，追记和整理同志们在狱中提出的意见。1949年12月25日，即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，罗广斌写成了《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》，上报给****重庆市委。

　　《报告》有七个部分，现存第一、二、三、七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，而第五、六部分已经遗失。内容分别是：案情发展（《挺进报》被破坏的经过）、叛徒群像、狱中情形、脱险人物、狱中意见等。总数约3万字，现存2万多字，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地下斗争、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、“《挺进报》事件”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风貌。

　　“狱中八条”由《报告》的第七部分《狱中意见》提炼而成

　　《报告》第七部分为《狱中意见》，共八条，3000余字，是《报告》的核心和精华。分别是：

　　1、领导机构腐化；

　　2、缺乏教育、缺乏斗争；

　　3、迷信组织；

　　4、王敏路线；

　　5、轻视敌人；

　　6、经济、恋爱、私生活；

　　7、整风、整党；

　　8、惩办特务。

　　1989年，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、研究员胡康民，根据川东地下党老同志萧泽宽等提供的线索，在重庆市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报告，并加以整理和挖掘，将《狱中意见》中的八条提炼为：

　　1、防止领导成员腐化；

　　2、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；

　　3、不要理想主义，对上级也不要迷信；

　　4、注意路线问题，不要从右跳到“左”；

　　5、切勿轻视敌人；

　　6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、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；

　　7、严格进行整党整风；

　　8、惩办叛徒特务。

　　后来这被称为“狱中八条”，1989年在《红岩春秋》的《渣滓洞、白公馆烈士殉难40周年纪念特刊》中首次披露。

　　“狱中意见”是对失败教训的理性总结，是对所犯错误的深刻反思

　　“20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《狱中意见》原文，就被其巨大的力量所震撼，真是字字血、声声泪呀！今天按照******总****的要求吸取‘血泪教训’，我重读《狱中意见》的原文发现，这是对失败教训的理性总结，是对所犯错误的深刻反思，而不是对那段历史的歌颂，意在从党的自身查找问题，希望加强党的建设，防止历史悲剧重演。”周勇称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革命先辈们对党敞开心扉，没有思想束缚，也没有空话套话，直言无忌，开门见山，一针见血。

　　例如，《狱中意见》第四条是“王敏路线”，胡康民整理为“注意路线问题，不要从右跳到‘左’”。为什么提出“王敏路线”？周勇解释，王敏是****上川东第一、第五工委委员，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关押于渣滓洞，在狱中表现十分坚强，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电台岚垭。烈士们之所以提“王敏路线”，是因为王敏是犯错误的代表人物，“犯这种错误的，不只他一人，但正因为不只他一人，所以应该提出。”

　　当时，党****、毛泽东对白区工作的方针是“隐蔽精干、长期埋伏、蓄积力量、等待时机，反对急性和暴露”。周恩来专门提出过“三勤”（勤学、勤业、勤交友）“三化”（职业化、社会化、合法化）来贯彻落实。《狱中意见》认为川东党的组织“消极隐蔽”，偏离了这些方针。当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，又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，过低估计了敌人的力量，“发生了与原来过右作风相反的过左的盲动作风”。主要是：盲目发展组织，让一些不够党员资格的人进入党内，造成组织不纯；在下川东盲目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，全部失败，损失惨重；在城里把《挺进报》从内部搞到公开，大大地暴露了组织，造成组织和队伍的极大破坏。

　　“这个‘血的教训’就是，任何党组织和******员，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****的路线，在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都要在思想上、****上、行动上与党****保持一致。不能搞选择，更不能变形走样。否则，造成的损失将是极为惨重、难以弥补的。”周勇说。

　　狱中同志所反对的“理想主义”是指不要脱离革命斗争的实际，把一切都理想化

　　“狱中八条”的第八条是“惩办叛徒特务。”为什么革命烈士会特意将这一条列出来？周勇称：“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。《报告》着重揭露了这几个叛徒的内心世界和蜕变规律，至今仍在警示着我们这些革命的后来人。”

　　据介绍，1948年由《挺进报》事件带来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，主要是由于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相继叛变，才造成一度难以遏止的破坏势头。叛徒人数很少，只占被捕人数的5%，但是影响极坏，破坏性极大。

　　那时候，三大战役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，新中国的建立指日可待，刘国定等人的叛变并不是对革命前程丧失信心，而在于他们对党的理想信念的认识是肤浅的，他们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私欲、生活享乐，是人生的荣华富贵。因此自然经不住严刑拷打和金钱利诱，最终用同志们的鲜血换取自己的生存和眼前的荣华。这是所有叛徒的共性。

　　此外，叛徒们又各有其个性。《挺进报》事件的元凶祸首是时任****重庆市委****刘国定。他在骨子里是个人至上主义者。到形势相对平静，他在社会上站住了脚，在党内取得了一定的地位，便开始私欲膨胀。时任****重庆市委副****冉益智一方面不动声色地出卖党组织和重要干部以邀功；一方面又留有后手，保留一些人，即使特务发现也不至于怀疑他的“忠诚”，同时也准备将来为自己开脱留点余地。

　　“崇高的理想是力量的源泉，先烈们是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。丧失崇高理想，必然鼠目寸光， 一个只考虑个人得失、打小算盘的人，不配做真正的******人；背叛理想或者只把理想停在口头上，而实际上只捞个人利益的人，不论被捕与否，其实质已经背叛革命了。”周勇说，狱中同志所反对的“理想主义”是指脱离革命斗争的实际，把一切都理想化，以至于看不清这些故意说大话，高喊“革命”“理想”的叛徒的丑恶嘴脸，产生迷信，丧失现实感，那就是一个糊涂人，甚至可能反过来影响自己对理想的追求，对党的忠诚，对革命前途的信心。这是先烈们用血写下的又一个教训。过去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。

　　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班子建设；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

　　“狱中八条”的第一条为“防止领导成员腐化”，其源自于《狱中意见》的第一条“领导机构腐化”。

　　1948年4月，重庆发生了《挺进报》事件，几个领导干部相继叛变，他们是：时任****重庆市委****刘国定、副****冉益智和时任****川东临委副****兼下川东地工委****的涂孝文、时任****川康特委****的蒲华辅，出卖了200多名党员干部，其中100多人被捕牺牲，使川东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，并祸及川康。

　　因此烈士们首先提出的就是“领导机构腐化”问题。《狱中意见》严肃指出：“这种从上而下的腐化，是四川地下党斗争失败的基本原因。”

　　周勇称，“这里所说的‘腐化’，主要指部分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和工作中的‘消极隐蔽’，生活中的‘腐化堕落’”。《狱中意见》称之为“消极了、隐蔽了、长期埋伏了，但没有工作，没有学习，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，逐渐在思想上、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。”

　　同时，《狱中意见》还提出了领导机构中存在的问题。狱中同志发现，几个叛徒在经济、恋爱、私生活上都不干净，有的问题还很严重。川东临委领导同志也知道这些问题，但并没有给予严格的批评和教育，而是听任自流，酿成大祸。

　　“****路线决定以后，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。从《狱中意见》通篇来看，狱中同志的意见集中起来，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；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班子的建设；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。这是狱中同志们深切感受到的最根本、最重要的‘血的教训’。”周勇说。“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******总****强调在今天要抓住‘关键少数’的极端重要性。”

　　近日，重庆日报记者在《报告》中看到罗广斌转述的许晓轩同志的“唯一意见”——“严格的进行整风、整党，把一切非党的意识、作风，洗刷干净，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”！

　　“‘狱中八条’的内容朴实无华，揭示了党内和社会生活中许多带规律性的东西。70年过去了，它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。”周勇说，其生命力在于它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。当年，考验******员的是生死关、毒刑拷打关、敌人收买关，同样有经济和私生活关，叛徒们就是过不了这几关，出卖的是革命，是党的组织，是党员的人头。如今，考验******员的是名利关、权力关、金钱关、美色关，腐败分子过不了这几关，出卖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，是党的形象，是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，是党的执政基础。不好好抓，“血的教训”就会重演呀！

　　“重温用烈士鲜血凝成的‘狱中八条’，也是在与烈士们对话。这是我们要反复叩问的初心。只有不忘初心，警钟长鸣，才能如履如临，践行使命，才能方得始终，最终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。”周勇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