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典重庆

　　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罗天昊 撰文指出，当下，中国的产业和人口大多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侧，西北地区虽国土面积广大，资源丰富，却无足够的人口与产业，未来，中国需要进行一场“西进运动”，先造就中国西部的振兴，刚才可以中国西部为跳板，形成与中亚的普遍互补与合作。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。

　　半年算账，诸城无恙？

　　近日，中国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笼，各地增速中，以重庆为最，江西、湖北等中部诸雄次之，若以城市论，综合增速，以及综合成长性，未来中国最有希望成为新时代王者之城的，非武汉和重庆莫属。

　　现代汽车落户重庆，或是重庆承接产业转移，实现实体经济振兴的注角。不仅是现代汽车，还有此前的IT等产业，众多欧美企业，最后都钟情于重庆，绝非偶然。

　　在大规模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平衡，在西部崛起与中部崛起中的辐射能力，在中国产业转移中的特殊地位，三重优势，使重庆成为未来中国不可多得的未来之城。

　　两大体系中的未来之城

　　要发展速度，还是要青山绿水？

　　这是很多地方的艰难选择。

　　从2011年至2014年，中国经济的增速分别为9.2%、7.8%、7.7%和7.4%呈缓慢下降趋势，而同时期的单位GDP能耗，则分别减少2%、3.6%、3.7%和4.8%，呈快速递增趋势。关键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。作为穷国，中国未来最优的发展模式也许是，在增速方面，保持一个长期的次高速，在环境保护方面，加大速度。

　　对于中国区域经济来说，这种模式亦将产生巨大变局。对于北京，上海等先发区域来说，巨大的治污压力，将制约其未来发展速度，对于青海，西藏等涉及到国家环保底线的区域，恐怕经济方面的大发展，亦是无望。而兰州、河北等既发展滞后，生态环境又不太好的地方，亦不适宜在经济发展领域作太大指望。最大的机会，来自既保持高速发展，生态环境又相对比较好的地方。

　　而重庆最近几年发展速度，远远领先于全国，重庆坐拥江湖山川，生态环境在大城市中优势比较突出，在经济发展和保持生态环境方面，重庆拥有比北京和上海等地更多的弹性空间。可持续发展性更强。同时，在兰州，河北等未来受制环境保护的时候，重庆亦有足够的空间，可以继续保持相对高速发展，而不至于弄得雾霾重重。

　　既要重视物质财富，又要生态环境保底，金山有价，青山无形。金山代表现实，青山留给未来，保持现实与未来的平衡，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平衡，显性财富与隐性财富的平衡，积极进取与敬畏底线的平衡，方为正道。

　　东部增速已低，西部环境保护任务严重，华北受制于严重破坏的生态。中国未来真正有潜力的地方，就在中南。如重庆，河南，湖北，江西，安徽，湖南等地。

　　本次河北强行介入，最后落败，其实凸显了外界对其的担忧。京津冀经济圈在国家规划中，涉及到1亿人口，被寄望于成为未来的世界第一大都市圈。

　　但是，京津冀从诞生一刻起，就被广泛质疑。中国是一个半市场经济国家，珠三角和长三角，基本是市场造就，而京津冀，则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从资源禀赋方面来说，京津冀并不适合成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极，尤其不合适大搞工业，中国的北方一向缺水，南水北调，福祸难测，如果中国最后成为一个接近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，则京津冀的人口和产业，将自有迁移，不可能形成当下的人口密集，工业密集的区域。

　　产业的趋同与发展战略的重叠，是中国区域经济战略规划的一大弊端。若由市场选择，京津冀根本不需要成为世界第一大都市圈。中国未来最大的机会，应该一个是成渝经济圈，一个是长江中游经济圈，武汉和重庆，才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希望之城。

　　中部的尾，西部的头

　　在国家大战略中，重庆既是丝绸之路的起点，是西北和西南的交汇点。在著名的中国地理战略学家胡焕庸先生划定的人口地理分布线中，重庆在西部的中心。可谓中部之尾，西部之头。

　　激流而下，势不可挡。

　　国家的崛起，必借助产业崛起，而产业的崛起，必形成产业落差，方才有最大的发展势能。

　　改革开放前三十年，中国的崛起，主要是借助欧美和中国之间的产业落差，由此，沿海率先承接欧美和日韩产业转移，实现了东部崛起。

　　至于改革中后代，时势已变，中国发展的驱动机制，从单向驱动，变为三重驱动。即，中国仍然承接欧美产业转移，但是，中国内部亦形成了巨大的区域差别，由此产生了国内的产业落差，并由此引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内产业转移，第三大驱动力量，则更显苗头，即中国对于亚洲国家，尤其是东盟和中亚国家之间的产业落差。

　　目前，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，第一种驱动机制，逐步遇到阻力，原因有二，一是欧美制造业的回流，造成对于中国的巨大冲击，贸易保护主义借助全球危机开始抬头。二是，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，以及逐步的产业升级的冲动，中国与欧美将逐步从互补走向既互补又竞争。这条路，日本和韩国、台湾崛起的时候，曾走过，未来中国也不可避免。宏碁刚开始给欧美做代工，后来成为巨大竞争对手，经过长期努力后实现产业独立，目前，如家电等行业，装备制造等领域，中外企业亦开始同台较量。

　　而中国对于亚洲国家的产业落差，尚不明显。

　　中国本身不发达，无法与东盟国家形成产业落差，也就无法产生互补性。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间是一种平行发展的关系，北部湾无法成为双方资源流动中心，中国提倡多年的北部湾战略之所以一直无法实现，根源也在于此。

　　未来,中国若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,比东南亚诸国早一步完成现代化,方可形成对东南亚的产业落差，在双方产业互补的基础上,中国可将东南亚变为自己最大的战略腹地,彻底实现大国崛起。******提出的“以高铁换大米”的策略，其实隐含了一种产业互补的关系。

　　但是，中国与东盟的互补并不明显，象高铁技术这种中国本土原创的高新技术还不多，目前东盟更多与日本产业互补。

　　中国未来最大的动力，来自国内的产业转移。

　　随着中国广阔内陆产业转移的完成，中国将形成一个U形曲线产业结构，东部沿海地区将成为研发和高端的产业核心区，以及最终产品的销售中心，而加工制造这个U形曲线的底端集中于中西部。

　　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两大模式，其一西北模式，由于生态保护环境形势严峻，西北集中了中国大片的禁止和限制开发土地，其大规模工业化，必然受到制约。适合转移部分产业，同时发挥本土旅游，农业等特色产业。如青海和内蒙的畜牧业，新疆的棉花等。

　　其二是集群策略，尤其适用于中部区域以及西南。成渝经济区，长江经济带，中原经济区等。在这些区域，应该大规模转移传统产业，并且形成产业集群。重庆成为IT产业基地，以及未来的汽车产业基地，富士康迁移到河南，即是明显的标志。

　　未来，在完成集群式的产业转移之后，广大中部，已将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级，而重庆作为中部之尾，西部之头，既是西南制造业中心以及综合经济中心，又是中国中部辐射西部的前沿，由此，重庆将具有非常广阔的战略腹地，是仅此于未来上海、武汉的中国经济第三战略要地。

　　新的重庆模式的，一头在内，一头在外，其基础，即是重庆借其中尾西头的辐射能力。而现代汽车落户重庆，很大的原因，亦是希望可形成在中国市场的广泛占领。

　　发挥渝新欧的双向作用

　　渝新欧贯通中西，重庆一城独大。

　　2011年始运的重庆-新疆-欧洲（渝新欧）国际铁路，开辟了中国对于欧美的陆路交通。被寄托连接长江经济带和欧洲的重望。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变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。

　　在20多年来所有国内开通的新欧洲货运中，唯有重庆始发的“渝新欧”目前实现常态化运行,占了货运总量8成以上。由此，渝新欧成为重庆的国际化核心战略资源和最大比较优势。借助渝新欧铁路，在重庆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快速抵达欧洲。

　　但是，渝新欧铁路的作用发挥的还不够。其一是，目前主要运输笔记本电脑、机械电子产品和汽车零配件，还缺少更多的产品，二是运回中国的货物还比较少。

　　而产品的缺少，反应的是产业问题。一个是，长江经济带的其他城市，仍然还是多借助海路发展对欧美交易。二是，重庆还未发挥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带动作用，虽然与欧美形成了互补，但是，中亚的作用，远远没有发挥。中国不仅存在对于欧美的反向产业落差，更应该形成对于中亚的正向产业落差。

　　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相互价值在哪里？

　　根据商务部的数据，201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额为46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3.7%，大约是建交之初的100倍。中国已成为哈萨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最大贸易伙伴，乌兹别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。

　　但是，在这一数据背后，隐藏着一大问题。中国与中亚之间的贸易，并不对等，中国的进口远大于出口，表明双方的需求关系不对等。

　　中国需要中亚的石油，但是，中亚诸国并不需要中国。中亚诸国工业处于低端水平，而中国西部更是工业不振。由此，中国的制造业在中亚并无用处之地，欧美的高端产品，才是畅销货。

　　以哈萨克斯坦为例，最有说服力，除中国外，其他几个贸易大国分别为意大利、法国、俄罗斯等。可以看出，除中国外，其它均为发达工业国家。

　　当下，中国的产业和人口大多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侧，西北地区虽国土面积广大，资源丰富，却无足够的人口与产业，未来，中国需要进行一场“西进运动”，先造就中国西部的振兴，刚才可以中国西部为跳板，形成与中亚的普遍互补与合作。

　　如中国西部振兴，则未来，健全的工业体系，精良的制造，相对高端的技术，刚才是中亚诸国所需。中国与中亚诸国，才真正形成产业互补，丝绸之路经济带，方才腾飞。

　　而在西部诸城市中，其实只有重庆等主要城市具备这种大规模的工业化的条件与可能性。尤其是重庆，已经成为西部最大的制造业中心，最大的物流业中心，丝绸之路经济带虽以新疆为前沿，却最终以重庆为驱动。